2月15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了河北尚义四台遗址、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等5项重要考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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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此次通报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国家礼仪与祭祀制度、手工业技术、都城建筑营造的生动体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历史成就。

河北尚义四台遗址

第一、二组遗存初判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尚义县，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至2022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四台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战护介绍，四台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考古发现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可以区分为年代不同的五组文化遗存，其中，第一、二组遗存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

赵战护说，第一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10400至10000年，发现6座近方形半地穴房址，出土了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陶器有筒形罐、板状器等，器表戳印圆圈纹或压印折线纹、网格纹。第二组文化遗存年代距今9200至9000年，发现4座近方形半地穴房址，出土陶板状器、石研磨器以及较多骨针、骨锥等，与第一组呈现出连续发展的特征。

专家认为，以压印纹筒形陶罐、陶板状器、细石叶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为代表的第一、二组遗存，文化特征鲜明，可初步判断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考古所见的成组房址，实证了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现，展现出人类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栖居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细石器工业继承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人员通过对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发现其种类有蚌、螺、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猫科、野马等。“犬可能存在家养，表明周边古环境为适宜野生动物生存的山地草原环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源。这些动物种类也表明四台先民的生业模式以狩猎经济为主，肉食来源主要为野生鹿类、野猪、野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类动物，鱼类、鸟类和淡水贝类等也是其补充性肉食资源。”赵战护说。

此外，在植物考古方面，专家认为，距今10500至10200年之间，四台遗址周边以草原植被为主，先民可能采集苔草属、蓼属、禾本科等种子；距今8000至7000年之间，此地气候条件湿润，发育森林-草原植被，先民采集一些乔木类果实，并有粟黍农业活动。

云南晋宁古城村遗址

完整商周时期环壕聚落是探索滇文化来源的重要线索

古城村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大型湖滨贝丘遗址。据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然朝介绍，202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发现古城村遗址，2021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转为主动性考古发掘。

古城村遗址面积约4.2万平方米，现存的贝丘堆积最厚处达6.5米，由大量尾部被敲破的螺蛳壳与灰土层交替堆叠形成。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3600至2500年，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至两周时期。

商代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发现了保存完整的椭圆形环壕聚落，由中心台地、外围环壕和护坡组成，中心台地面积约27000平方米，环壕和护坡周长约600米，这种聚落格局一直延续至两周时期。商代晚段发现一批土坑墓和瓮棺葬。两周时期的遗存以房址、螺蛳壳堆、灰烬、活动面等居住类遗迹为主，房址多为方形半地穴式。出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木器等文物4000余件。

周然朝称，古城村遗址是首次在滇文化核心区内发现的一处完整商周时期环壕聚落，文化特征鲜明，代表了一个早于滇文化的考古学文化，是探索滇文化来源的重要线索，为构建云南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体系，研究滇文化出现之前滇池地区的聚落形态、生业模式、族群构成、古滇池环境变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相关发掘成果也为建立云南滇中地区距今4000年至2500年前后的考古学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奠定了基础。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

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 揭示一个全新窑业类型

苏峪口瓷窑遗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为一处西夏时期的精细白瓷手工业生产遗址。2021年至2022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进行了考古发掘。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柴平平介绍，苏峪口瓷窑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现窑炉13处，外围的山坡上还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此次考古工作发掘了一、二号（Y1、Y2）两座窑炉。Y1与Y2为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用条石垒砌，由火膛、窑室、烟囱和两侧挡墙等组成。作坊遗迹系两窑炉共用，以煤为燃料，有储泥池、辘轳坑、釉料缸、存贮间等。

据了解，整个窑场，包括废品堆积区，均以遗迹的方式进行清理。发掘过程中仅剔除泥土，留下包括窑具、窑砖以及各种产品等在内的所有遗物。考古人员利用激光扫描、无人机遥感、近景摄影测量、三维图像等多种手段进行记录。

窑具以直筒型瓷质匣钵为主。烧制时均用匣钵正烧，匣钵之间用釉封口。瓷器产品主要为精细白瓷，以碗、盘、盏、碟等日用器为主，另有花口瓶、执壶等大型器物及建筑材料等。胎白细腻，釉色温润、白中微泛青，玻璃质感和透光性强。根据出土器物判断，Y1与Y2为西夏时期，始烧于西夏早期偏晚。遗址内发现了多件“官”字款匣钵，可推断为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

柴平平称，苏峪口瓷窑遗址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考古人员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首次在西北地区发现在瓷胎、瓷釉和匣钵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术，填补了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烧造的空白，复杂的窑业面貌也反映了两宋与西夏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

一号建筑基址经三次营建 应为都城内极为重要的皇家建置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介绍，辽上京是辽代五京中营建最早、地位最为重要的都城。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

2022年6月至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皇城西南部一号大型建筑基址（2022JZ1）进行了考古发掘。

一号大型建筑基址位于皇城南门大街西侧的一处院落中，坐北朝南，是该院落中央的主殿。考古发掘证实该建筑在辽金两代经历过三次大规模营建，三次营建过程中建筑的轴线位置、朝向和院落规模沿用未变。该建筑在辽代始建时殿身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前出月台。“主殿JZ1的方向和轴线位置，辽金沿用未变，只有JZ1单体建筑的形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这是我们首次在辽上京皇城内确认辽代始建的大型南向建筑，对认识辽上京城址布局在辽、金两代的沿革具有重要意义。”汪盈说。

辽代的改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营建，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前、后均出月台。至金代改建后，建筑规模略有缩小，殿身面阔七间、进深四间，殿内中央设坛安置塑像。出土遗物主要包括建筑构件、陶瓷器、泥塑和铜钱等。

专家表示，一号建筑基址是辽上京皇城南部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超过了目前发掘所见的辽代宫城内宫殿建筑，推断应为都城内极为重要的皇家建置。根据《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西南分布孔庙、国子监、寺院和道观等辽代早期重要建筑，为确认一号建筑基址的性质提供了线索。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层级分明、秩序井然或为秦统一后的祭祀相关礼制性建筑

四角坪遗址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礼县，是一处秦代大型建筑遗址。2020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四角坪遗址坐落于县城东北四格子山顶部，海拔1867米，原有山顶被削平，形成面积约2.8万平方米的山顶平台，勘探发现平台外围有夯土墙环绕，内有大量夯土建筑基址。四角坪遗址建筑群层级分明、秩序井然，以大型夯土台为核心、整体呈明显的中心对称格局。已发掘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台基、土台四边正对的四组附属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属建筑组成，各方向对应位置的建筑，平面及柱网布局一致。中部夯土台基边长约为27.8米，土台中心有一边长为6.5米的方形半地穴空间，土台四边各连接两处踏道，有柱洞紧靠台缘，四周环绕散水。中心夯土台四面中部分别对应四组附属建筑，现存相对的两个近方形夯土台，土台边缘环绕柱洞和柱础石，二者共同被一圈散水包围。中心夯土台四角分布曲尺形夯土台基，同样由散水包围，台基边缘环绕柱洞及柱础石，台基上散布零星的柱础石。出土遗物主要以建筑用材为主，包括云纹瓦当、绳纹瓦件、回纹地砖、空心砖、陶水管等。

根据出土建筑材质和制作工艺推断，四角坪遗址应为秦统一后的遗存，该建筑群整体呈典型的中心对称格局，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建筑空间，体现出较强的礼仪性，可能为一组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对于研究秦代政治、礼仪制度以及建筑历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