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本身只是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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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的理性把知识记录为文字，并在此基础上传播、交流、进步。对知识的考察，应当从理性开始。遵循鲁迅先生的教导，本章将由人的主体性切入，试图描述知识的根基。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者，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拷问，从此为西方哲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笛卡尔是这样论述的：“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因为当我怀疑其他时，我无法同时怀疑我本身的思想。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

人在思考、在怀疑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执行思考的“思考者”，这个作为主体的“我”是不容怀疑的，这个“我”可以不是广延的肉体的“我”，而是思维者的“我”。笛卡尔指出：这既不是一个演绎推理，也不是归纳的结果，而是一个直观的命题。因为“否认自己的存在”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

理性是任何思考旅程的出发点,这一点毋庸质疑。类比描述：如果知识是浩瀚苍穹，那么思考（求知）就是仰望星空。思考的具体内容相当于视域，思考者的基础知识体系就是其立足之处。思考者可以立足于高山、平原、大漠，可以望向任何方向、任意远处，可以观其大略也可以于细微处见精神…。独立的思考就是天马行空，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但唯一可以且必须保证的是：所有思考者立足之处都指向地心。地心，就是人类共同的理性。

然而，笛卡尔在随后的沉思中，却因为思考“上帝”而陷入了明显的自我矛盾。为了找到对话的最坚实基础，笛卡尔邀请所有的思考者都回归于“地心”，也就是每个思考者都具备且认同的纯粹的理性。地心是一个“点”，而“点”是没有部分的（无内）。相对于地心，任何位置都在“外面”！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在思想之中。但“上帝”却不能仅在思想之中，这就构成了矛盾。

可能有人会说，这种矛盾只能说明人的理性的局限性，并不能否定上帝。的确如此，但这种矛盾为理性明确划定了界限：上帝（作为全知全能的存在而不仅是观念）不在理性之内，这是无疑的。也就是说，上帝只有作为观念（宗教、信仰、组织、传说等）时可以被谈论，而其形而上的部分（全知、全能、无限、第一原因等）则绝无作为知识谈论的必要。不应质疑笛卡尔的人品和能力，只能认为他对上帝的沉思另有原因，而非理性之必然。

收敛

说到底，笛卡尔无非是挑明了一个原则：思想“思想”的思想，仍是思想。而思想要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必须通过人的实践，不可能因为某人想到了什么而导致世界忽然改变。

在经院哲学或理性学派的论述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那个“终极”，如第一原因、第一动力、不动的动者等等。这些学派在面对因果律的无限时，选择的“第一原因”是上帝，即一切收敛于上帝处；面对广延或世界的无限时（外部的观察者与无外的矛盾），同样如此，无论他们如何命名。

也就是说，面对“无限”，人类需要一种“收敛”，但处理“收敛需求”的方式可以有不同。无非以下三种：一是搁置，中国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印度的“世界在大象背着的圆盘上，大象在海龟背上…”，即是此种，搁置的实质是“不知为不知”，是允许发散。一是归于“上帝”，凡不可理解的东西都托付给“大全者”，经院学派以及形而上学即此。一是归于理性，即向内收敛，但由此导向二元论，物自体不可知，近代西方哲学即此。

可以联想盲人摸象：有人认为大象就是他摸到的样子（摸到腿就是柱子），但他承认自己只摸到了这些，如果有人摸到的不一样，那就证明自己的局限性。有人认为这就是大象，虽然我只摸到了它的鼻子，因为神做了保证，至于为什么摸着不对劲，因为这是神的意志。有人认为，我感觉摸到了一堵墙，我只能感觉到这些，感觉不到墙的颜色或图案，但感觉可能欺骗我，再说，什么是墙？

选择何种收敛方式，不是智力问题，而是世界观问题，即人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可以通俗地理解为，人类对自己关于知识的使命的理解：有的人认为，人类来到这个世界，是奉有世外的指派的，因而使命是“作主”；有的人认为，人只是万物灵长，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因而使命是“相安”；有的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是灵魂轮回的场所，因而人不必负有任何使命。

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使得人类看得更远、更清晰，古人“不可见”的某些部分，今人已清晰可见。但这并未改变，人类依然要面对“无限”，依然面临收敛方式的选择。

思想

既然是思想，就要服从“思想”此物的规则：只有被人理解才有意义。如果一种思想只在一个人的头脑中，那么，这种思想对世界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留给世界的印记是其“行”而非其“思”，除非其“行”就是传播或践行其“思”，而“理解”是“传播”的前提。这要求人类的理性具有相同的性质（人格之平等），笛卡尔隐含了这一点，而这一点的重要和坚实程度并不弱于人的主体性本身。

即是说，“思想”此物的本质即为“传播（交流）”，前提是“被理解”，不能被理解和传播的思想是无意义的，因而是不存在的。一个人能力有限，甚至难以自存于自然。相对于野兽，人的最大优势是智能及之上的组织能力，人必定是社会的。知识，也是积累而成，绝非生而知之，而“积累”本身只能是社会的和实践的；个人的贡献，也要通过社会的实践检验才可实现。

无社会，即无知识，也无思想。因此，人格的平等，与人的主体性，二者是统一的。人与人可以交流，是因为人具有同质的理性，正如人站在地面上，立足的方向是同一个地心；人的行为及其影响在地面展开，不必投影到地心上加以观察，正如人的交流在语言中展开，而不是直接传递思想，也不必解释每一个概念直至源头。雅思贝斯关于橡树种子的类比，事实上扩大了文明间的差异，仿佛各文明的不同表现源于不同的本质性的东西，而不是生长环境的差异。

只要“传播”存在，那么理性及其平等就是不证自明的。正如“我怀疑即我思考”一样，我“著作”就意味着我确认他人亦主体，即人格平等；他人“理解”即他人接受人格平等之前提。《第一哲学沉思集》在传播这件事本身，已经事实证明了书中关于“人是主体”的论述，因此，“出版”与其要论述的“我思故我在”的思想，是冗余关系。也就是说，笛氏的“行”是传播其“思”，同时其“行”也在背书其“思”，因此其“思”是双重的无可辩驳。笛卡尔之所以依然必须要说，只是因为当时主流思想其实是以理性之名的非理性。

“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表述是：人不能否定自己作为人；人格平等的哲学表述是：人不能否定他人作为人。人的主体性与人格平等是统一的，合并表达为：人不能否定作为人。

客观

笛卡尔的方法是质疑一切可质疑的，最后的无可质疑是思考者之我。这相当于把知识的大厦建立在了一个点上，如罗素所描述：莱布尼兹（理性主义）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矗立起一个演绎巨厦。假若原则完全正确而步步演绎也彻底牢靠，万事大吉。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么倒金字塔大厦是当然。但个人生命、见知有限，金字塔高度也就有限。知识，无论来处还是去处，都是人类整体（隔绝状态下是族群）的实践。理性主义者的思路，从质疑宗教思想的角度无可指摘，但从认识世界即知识的角度，则是反智的：疑无可疑处，不应是思考者之我这一个点，而应是作为全体思考者的人类。莱布尼兹尝试建立的知识大厦，大量“建材”是前人的积累，他可以声称吸收了的知识就是自己的，这没问题，但他可以吸收前人的知识这件事本身，就要求人有相同的使知识成为知识的基础。也就是说，知识大厦的地基必然是全体思考者的共同理性，即由思考者之我而推及的人类全体的独立的无可质疑。

人格平等，与世界的“客观性”是等价的。无论先哲们曾经怎样深邃，他们观察的世界就是我们当下所观察的世界，世界不因先哲生命的逝去而失去同一性。后人之所以能在先哲的思想中畅游，也必然是因为我们与先哲生存在一个连续的世界。我们可能不及先贤的深刻，但思想的基础是相同的，其来处是世界的客观性。世界不因个人而存，无论他是如何的深刻或伟大，人在世界之中。

客观性，仍然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直观，不能由理性推导，至少在各种“无限”面前如此。在更深的怀疑面前，人们无法给出论证，正如人不能握发自提。“缸中之脑”或相似的论述，都有一个前提：一切都是物，都是用来让人以为世界是如此这般的“道具”。孔子、柏拉图等先哲们，他们不过是虚构故事中的虚构人物，借他们之口，我得到了一些教导，如此而已。而如果先哲们只是虚构人物，此刻在引用和论证、阅读和思考的我们，又是什么呢？

相信人格平等，就必须舍弃“缸中之脑”之类的追问，因为它不承认人格之平等。认识世界，是以人类整体为视角的，这一目的已经确认了知识存在，因而其积累存在，因而我思与他人之思的同质性存在，因而世界的客观性存在。

客观性，反过来支持了“认识世界是人类的固有能力”这一判断。认识世界，不需要认识论来规定合法性。关于知识的探讨必须以人类整体为视角。康德之前的认识论，隐含了变动的视角（个体与整体）。理性主义的倒金字塔如此，经验主义的心灵白纸亦如此。

（近代西方哲学家们的视角始终受到宗教思想即形而上的吸引。反对宗教禁锢，却导致了以宗教思想为锚，就像飞蛾扑火。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家，各自与‘宗教思想’构成一种奇异的‘双星系统’：他们试图以一己之力‘纠正’宗教思想，于是成为了‘伴星’；由于对手的体量过大，终于演化成为了‘卫星’—近代西方哲学，以反宗教面目出现，却成为宗教的拱卫者。理解西方近代哲学，必须放到宗教的大背景下，否则就是掩耳盗铃。）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相对，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一切知识都通过经验而获得，并在经验中得到验证。其中不乏关于感知的讨论，已接近心理学范畴。比如把人的心灵类比成一张白纸，合法浮现简单观念，再合法构成复合观念，再合法呈现为知识。（在宗教视角下，经验主义不是挑战者，而是只关心收成的‘乡野村夫’。但在经验主义者看来，是他们成功躲过了宗教的视线！也就是说，经验主义者反对宗教的方式是离开它的视线。）

无论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它们都是个人的，而非人类的。科学时代，人类的“感知”早已不同（凭借仪器而非感官），除非否认科学时代的知识，否则应当确认关于感觉、知觉、物自体的讨论无益于人类认识世界。个体的人，感知可能不同（比如色盲），但在光谱仪面前，并无差别！如果现代人还要讨论“人可以掌握知识”这件事的合法性，则早已脱离认识论。

“认识论”转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康德的目标是反对宗教思想的禁锢，而不是科学急需他的“认识论”以证明合法。“只有西方哲学才蕴含了科学”这一论述是非科学的，其中包含了对理性的否定：人从理性出发认识世界的活动，居然是需要授权的！

小结

知识的合法性，要求两个前提：理性的同质性和世界的同一性（客观性）。前者要求理性“无内”，后者要求世界“无外”。

中国哲学历来不曾指出“我思故我在”，不是思考深度不够，而是自觉“主体性”已在“传播”之内。亦即，我传播（我接受）则人的主体性与人格平等已在。这种隐含始终是中西方思想差异的注解，在中国被认为是不需要说的，在西方成了所谓的形而上学。

若不被怀疑，就无需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