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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科举制度在北宋之前,举子只要通过中央尚书省礼部的会试,既可金榜题名,成为进士,拿到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到了宋代,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出现科考官员结派的“牛李党争”的教训,在原来两级考试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级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科举的三级考试制度正式形成,即乡试中榜者为举人,会试中榜者为贡士,殿试中榜者为进士。这样,取士的决定权就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新科进士都变成了“天子门生”。从此,参加殿试取得进士功名成为历代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殿试由皇帝出题和主持,考的是对策,与会试程序相比,简单、轻松,但是实行的是淘汰制,这无疑给贡士们在通往进士之路上增加了一道难关,不少人在殿试中遭到黜落。北宋学者邵伯温所撰《邵氏见闻录·卷二》记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皇帝用殿试取黜士人,少数落第者便把怨恨撒在皇帝和朝廷身上。当时华州华阴县(今陕西华阴)有一个叫张元的读书人,史料说他“负气倜傥、有纵横才”,张元想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大展宏图,可是却屡试不第。终于有一年他获得贡士,进入了殿试,却又因成绩处于末尾而被淘汰。他因此怨天尤人,认为胸怀大志却难以施展,于是对北宋朝廷恨之入骨。大约在宋仁宗景祐年间,他铤而走险,竟投靠了西夏。西夏李元昊称帝建国后,即任命张元为中书令。1041年,李元昊以张元为军师,率兵10万直抵好水川地区。张元献计发挥西夏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派小股兵力诱敌深入,大败宋军,宋军仅阵亡就高达一万多人。望着宋军尸横遍野、丢盔卸甲,张元洋洋得意,自负地在界上寺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并在诗后署名“(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因此一战,张元官至国相。
正因为张元当年叛宋投夏之事,给宋朝以极大震撼与教训,很多大臣因此建议取消殿试淘汰制,认为,凡是进入殿试者一律授以进士出身,以安抚读书人,防止再出现文人叛逃为敌所用之事。南宋王栐所著《燕翼诒谋录·卷五》记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皇帝在殿试上根据考生的学识才华和好恶印象排列名次,将进士划为三个档次:
第一档次为一甲,仅前三名,赐进士及第,这就是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他们可直接被授予官职,状元可授予翰林院编纂(从六品),榜眼、探花则授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翰林院不仅仅是修史写文的地方,而是专门起草机密诏制、参赞军机大事的重要机构,有“天子私人”之称,是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大员的踏脚石,里面集中了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如宋朝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都曾是翰林中人,他们或是诗文流芳千古,或是皇帝肱骨大臣。
第二档次为二甲,赐进士出身。二甲的头名称为“传胪”,可直接被授予翰林院官职,其余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再经考试考核可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被称为“馆选”,即后备干部,日后有机会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清朝重臣梁清宽和何世璂等即是庶吉士出身。
第三档次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类似于今天的“享受同等学历待遇”。这群人就没有资格和机会进入翰林院任职,他们只能去地方任职。
事实上,殿试进士排名只是一个起点,其中高分低能者大有人在。历史上一甲线上的佼佼者最终却默默无闻的甚众,他们既没有在官场仕途上大有作为,也没有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建树,反倒是二甲、三甲线上的后来居上,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留名青史。
本版插图王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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